如果对方锚定「杀敌一千」换来的长远收益是避免将来「自损一万」，他还会可惜那「自损八百」的代价吗？

  7月17日，美国三大芯片巨头英伟达、高通和英特尔的CEO齐聚华盛顿，跟国务卿布林肯、商务部长雷蒙多、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布雷纳德、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等拜登政府高官会面，反对收紧对中国的芯片出口限制。

  ▲美国三大芯片巨头英伟达、高通和英特尔的CEO正一起游说拜登政府。从左到右分别为：英特尔CEO基辛格，高通CEO安蒙，英伟达CEO黄仁勋。

  数据就摆在那：中国是全球电子科技类产品制造中心也是全球最大芯片消费市场，近几年每年进口量占到全球芯片产量的70%以上。

  英伟达的总营收中，中国市场贡献了约20%；英特尔的全球销售总额中，中国市场销售额占到了约1/4；高通的总营收中，中国市场占比更是高达60%以上（高通是唯一一家获得美国监督管理的机构授权向销售移动芯片的公司）。

  可以预见，拜登政府的「最严封锁令」一旦按下启动键，那出现的局面必然是：今晚赵公子的消费，由全场买单。

  饶是如此，在当前局面下仍以「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立论框架看芯片战争，不免有些简单了。

  可时至今日，芯片问题早已演化成一场战争这不是比喻，而是实指。

  当三体人下定决心要不惜代价用智子锁死人类科学技术进步时，你跟他们说「那样代价很沉重」注定是徒劳，他们想的也许是「我先锁死再说」。

  「2022年有两个日期将被历史铭记，一个是俄乌冲突升级的2月24日，另一个就是10月7日。」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专家格雷戈里艾伦说。

  10月7日，是美国商务部产业与安全局（BIS）发布出口管制新规（EAR）的日子，新规内容主要是限制对华芯片出口。

  在许多人看来，俄乌冲突是战争，美国对华芯片封锁则是竞争，二者对应的时代镜框分别是战争年代与和平年代。

  可事实上，大国们在芯片问题上的博弈，也是一场战争。某一些程度上，这是跟热战有别的更为现代的战争。

  这类战争的引线，通常是政治、国力、价值观上的冲突日益凸显，安全则是最常用的名义。

  ▲专栏作家亚历克斯帕尔默在《》上发表的《这是一种战争行为：解码美国对华芯片封锁行动》，引发多方热议。

  眼下已经打响的这场芯片战争，脉络已清晰可见：它最早可追溯至2018年美国禁止福建晋华电子购买美国芯片制造设备，随后5年里，美国两届政府陆续出台了八条针对中国的芯片出口限制措施。

  限制中国半导体生产制造企业获得先进的生产设备与材料，限制对象包括中芯国际、长江存储等；

  2022年8月，美国芯片法案正式生效，法案核心内容有两点，一是提供520亿美元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鼓励在美国本土建设芯片企业；二是限制和阻止芯片企业在中国技术升级和增加产能。

  去年起，美国主导，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参与的「芯片四方联盟」渐次成型。

  截至今年6月底，美日荷三大芯片设备制造国家均采取了对华芯片出口限制措施。

  「如果你5年前告诉我这些规则，我会告诉你，这是一种战争行为我们肯定是处在战争状态。」在《这是一种战争行为：解码美国对华芯片封锁行动》中，《》专栏作家亚历克斯帕尔默引用了美国高级半导体分析师缪斯的话，直指这就是「An Art Of War」。

  战争中终有攻防。从今年5月禁止在「关键国家基础设施」中使用美国存储芯片制造商的产品，到7月初明确8月1日起对镓、锗实施出口管制，中方的应对被视作已迈出反制的步伐。

  俄乌冲突，芯片封锁，这两场「战争」，为孙立平教授所说的「大拆解」提供了现实注解。

  在他看来，过去几十年的全球化，是建立在主要经济政治体相互依赖的基础上的，其中最主要的是三重依赖分别是：

  大拆解，体现在经济维度就是逆全球化，体现在政治军事维度就是显性或隐性的战争。

  只不过，在脱钩断链的双刃剑也刺伤了美国自身肌体的背景下，美国将口径从「脱钩」软化为「去风险」。

  前些天访华的美国财长耶伦，7月17日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说，拜登政府正在设计的对华投资限制措施不会是「宽泛控制」，而是「针对性狭窄」，主要侧重于半导体、量子计算和人工智能等领域。

  ▲美国财务部长耶伦称，拜登政府正在设计的对华投资限制措施不会是「宽泛控制」，而是「针对性狭窄」。

  所有电子科技类产品不能离开芯片，量子计算与AI等尖端技术也离不开芯片。没有芯片，iPhone运行不下去，也成不了「Chat独秀」。

  克里斯米勒在《芯片战争》一书中就表示，在大国竞争背景下，芯片和贸易、科技、资本等一样，成为战略竞争的重要内容。

  他断言：芯片创造了现代世界，各国的命运取决于它们驾驭计算的能力，美国与中国之间的竞争很可能由计算能力决定。

  由于芯片供应链代表了未来竞争制高点，全球主要经济体都在芯片产业布局上发力。

  英特尔CEO基辛格说：过去50年，石油储备的位置决定了地区局势，而未来50年，芯片工厂建在哪里更为重要。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苏星球大战掀起。为降低宇航器上的电路尺寸功耗，美国贝尔实验室于1948年发明的晶体管开始被派上用途，这成了芯片产业最早兴起的肇始。

  从阿波罗计划到民兵Ⅱ号导弹制造，美国用半导体技术提高了国防和军事中的精准制导能力。

  20世纪90年代的海湾战争，之所以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场现代化战争，也与此相关：它摆脱了二战时的钢铁洪流，在芯片技术支撑下，美国的战斧巡航导弹得以对伊拉克精准打击，兵不血刃就赢得了战争。

  芯片战争贯穿了冷战始末。美国当时对苏联阵营的芯片出口管制极为严格，BIS每年需处理约10万个出口许可证（作为对照，90年代是1万个，如今又增加到了4万个）。用一句话形容，就是「限得死死的」。

  先是对苏，后是对日。七十年代，日本政府发起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攻关计划（VLSI），日本芯片产业高质量发展势头迅猛，一度赶超美国。

  当时日本的DRAM（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芯片因故障率不足美国的1/4，在市场上大受欢迎。

  硬刚刚不过的美国芯片企业们不爽了，指责日本市场保护、政府补贴、廉价资本和知识产权盗窃等问题。

  此后美国政府介入，牵头成立半导体制造技术联盟（Sematech），向日本施压。时任美国国防部长卡斯帕温伯格在美国电子协会讲话时说，芯片作为国防基础的科学技术创新，如果建立在依赖于其他几个国家的基础之上，无论该国有多么「友好」，对美国而言都是不可承受的。

  1986年，《美日半导体协议》签署，日本被要求开放半导体市场；美国还扶持起了韩国芯片产业，牵制日本。

  自此以后，美国恢复芯片霸权。即便芯片产量排名在1993年恢复登顶后又下滑了，可美国控制了芯片生态、工业软件、关键设备、下游应用等环节，几乎每个尖端芯片设备中，都有美国的技术工具、设计软件和知识产权。

  30年前，狙击日本；30年后，围堵中国。TMT观察家衣公子曾比较过两场战事的异同。

  相似之处是：昔日的日本，现在的中国，其时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都是由下游消费品切入往上攻，抓牢关键产品（索尼-华为）重构芯片产业链，芯片产业高质量发展都有产业政策支持。

  不同之处是：日本当时已是芯片强国，鼎盛时世界前十大半导体企业六家是日本的，其中日本NEC、Toshiba（东芝）、Hitachi包揽前三。中国大陆的芯片产业，在全球尚未跻身塔尖。

  前些年，互联网产业是中美科技博弈的主要角力场，互联网产业蓬勃发展，必然会带动算力的发展。

  美国田纳西大学创新计算实验室实验室统计显示，截至今年6月，中国在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中占据134个席位，美国占了150个。

  问题在于，几乎所有为中国最先进项目提供动力的芯片，都与美国技术密不可分。

  按亚历克斯帕尔默的说法，自2018年特朗普政府将华为列入实体名单后，美国就发现，自己在半导体供应链中的主导地位，是个尚未利用起来的强大杠杆。

  无论是芯片设计软件，还是芯片制造工具，都在美国或盟友把控的，因此美国挥起了长臂。

  从力度上看，美国秀出了「外国直接产品规则」：不管你的晶圆在哪制造、从哪运输、有无经过美国国界、是否用了美国原产零部件，都算是跟美国沾边，都不能运到中国去。

  戴老板就总结道：高端芯片的研发，基于的是一套全球技术供应链，比如要做5nm SoC芯片，需要跟ARM买内核，跟Candence或Synopsys买软件，跟高通买专利，跟TSMC（台积电）协调产能只要做这些动作，就会进入到美国商务部BIS监管的视野之中。

  从广度上看，美国主导的「芯片四方联盟」因形成了去中国供应链的芯片「第一岛链」，被视作堵截同盟。

  2021年的多个方面数据显示，全球80%的芯片产能集中在亚洲，其中中国台湾占22%左右，韩国约21%，中国大陆与日本均在15%左右，但中国纯国产芯片产能只占约8%。

  为了强化芯片市场掌控权，美国还推动台积电工厂搬到美国在某些人看来，芯片之于台湾地区原本是「硅盾」，可帮助台湾地区（台湾地区每年半导体产量占全球的2/3，其中90%都是最先进的半导体）凭着高端芯片的重要性获得安全保障。但这道后盾，正被抽空。

  可到现在，还有些人认为，一切都可以归为商业问题，「自损八百」能让人家放弃「杀敌一千」的念头。

  拜登政府被曝有意延长三星、SK海力士、台积电的出口管制豁免期，他们说：看，还是离不开中国市场吧？

  美国三大芯片巨头抗议限制加码，他们又说：对华芯片封锁升级，首先感到痛的是美国企业。

  在他们眼中，商业利益就是政治决策的原点，看在市场的面子上，再大的政治纷争都得偃旗息鼓。

  克里斯米勒说：美国政府在芯片方面并不关注商业或经济，更关注的是安全。

  当此之时，渲染「芯片脱钩副作用显现，或对美国导致非常严重后果」「××比我们更怕芯片战」，想象对方会因「难以处理的后果」而停止封锁甚至主动求饶，不过是种癔症。

  没错，英伟达CEO黄仁勋说了：中国市场无法替代，「如果我们被剥夺了中国市场，我们是没有应急措施的」。

  亚历克斯帕尔默也说：若要说哪个国家能够迎接这样的挑战（在国内移植芯片全球产业链），那很可能非中国莫属。虽然在可预见的未来，出口管制会对中国先进芯片制造能力造成重大打击，但最后可能刺激其实现长期增长。如果中国每年用于芯片进口的4000亿美元有很大一部分转而用于国内，其国内芯片企业可能终将迎头赶上。

  但在当下，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包括吸附在庞大市场上的商业利益带来的压舱石效应。

  拿「造不出高端光刻机，就是不行」的偏颇结论，轻易抹杀中国在光刻机、EDA工具、14nm芯片上的突破；

  用「拜拜了！台积电！北大纯手工打造0.85nm芯片！性能超英特尔50倍！」之类的哗众之论，营造芯片产业的自我膨胀氛围。

  在芯片战争打响的情形下，看到造高端光刻机比造还难的现实，看到自身技术上的短板，重视基础科学、注重原始创新，用好Chiplet封装技术、RISC-V开源框架、FD-SOI平面工艺、EDA软件平台与半导体材料上的既有资源，用好互联网与AI应用场景拓殖带来的诸多机会，比妄自菲薄或尊大重要得多。

  有些掌故可资借鉴：当年美日芯片公司竞争得正激烈时，日本极右翼主义者石原慎太郎写了本书，名叫《日本可以说「不」》。

  石原慎太郎在书中写道：「无论是中程核武器还是洲际弹道导弹，确保武器准确性的正是紧凑、高精度的计算机。如果不使用日本的半导体，这种精度就没办法保证。」还扬言日本可以硬起来。

  值得注意的是，合著者中还有「索尼巨子」盛田昭夫。索尼本是全球化的受益者，盛田昭夫却兜售「厉害体」，这遭到美方舆论炒作。

  一时口嗨换来针对性打压后，盛田昭夫很后悔，出版《日本可以说「不」》英文版时，他要求把自己的那部分删掉了。

  不少用「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看芯片战争的人，不是心存幻想，就是有所误判

  如果对方锚定「杀敌一千」换来的长远收益是避免将来「自损一万」，他还会可惜那「自损八百」的代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