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星海的读者朋友大家好，欢迎做客老局的星海读书栏目，在这我们会陆续为大家推荐一些老局长认为很有意思的书。

  1991年，自诩实力“天下第三”的伊拉克，号称拥有百万雄狮，在当时还有不输打赢过抗美援朝的中国的火力配备......但是却被美国42天就给打蒙了。这一打不仅打蒙了中东第一军事强国伊拉克，更震惊了全世界，不经更让人疑惑：美军才在越战吃瘪没多久，怎么会进步那么大？

  看多了各种军事分析，今天老局推荐这本余盛老师所写的《芯片战争》，便带我们开起了回顾那段历史的另一个角度......

  1991年1月17日凌晨2时40分，100多枚“战斧”式巡航导弹突然向伊拉克防空阵地和雷达基地呼啸而来，停泊在海湾地区的美国军舰首先发难。伊军还未做出一定的反应，从沙特、巴林和美国航空母舰起飞的数百架飞机已经降临，对伊拉克的重要军事目标轮番轰炸。

  突袭火力持续两小时后，时任美国总统布什出现在新闻发布会上，郑重宣布代号为“沙漠风暴”的军事行动开始，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对阵伊拉克的海湾战争正式打响。

  经受过八年两伊战争洗礼的伊拉克几十万大军严阵以待，可是他们连一个敌人都没看到。从1月17日到2月24日，多国部队对伊军实施了38天不间断的高强度空中火力打击，毫无制空权的伊军只能消极防守、被动挨打。

  萨达姆引以为豪的坦克装甲部队灰飞烟灭，伊军重装备损失近半，士气完全丧尽。等到多国部队发进地面进攻的时候，伊军一触即溃，毫无还手之力。地面战役仅仅历时100个小时，伊拉克即宣布接受停火。战争以一边倒的结果告终，伊军伤亡人数大约10万人；多国部队亡140人，伤458人。

  美军在海湾战争中的辉煌战绩震惊了全世界。当时正处在冷战的最后时刻，很多国家的作战思维还停留在二战的阶段，以为只要凭借钢铁洪流和人海战术就能赢得战争。制空权的概念其实早已有之，但是在海湾战争之前，还没有哪场陆地战争是仅靠制空权来打赢的。

  海湾战争的不同在于，它讲究的不再是过去的“地毯式轰炸”，而是“精确定点轰炸”。例如，对伊拉克参谋部的空袭，炸弹精准地从烟囱里钻了进去；对飞机库的轰炸，是先炸开大门，再把导弹送到飞机库里。在芯片技术的支持下，美军对伊拉克军队的轰炸效率大幅度的提升，以至于仅凭空军就能奠定一场陆战的胜利。

  海湾战争实质上是一场以芯片技术为核心的高科技战争，精度和速度取代数量成为制胜的关键。由于芯片和计算机已普遍应用于各种新式且先进的武器系统中，如预警机、电子干扰机、反雷达机等电子战飞机，巡航导弹、舰对舰导弹、地对空导弹等制导武器，还有这些武器背后的多颗军用卫星和强大高效的信息管理系统等，所以这场战争被欧美媒体认为是“硅对钢的胜利”。

  高科技武器在海湾战争中的大量使用，使现代战争的作战思想、作战方法和作战组织等方面都出现了重大变化。海湾战争引发了一场从机械化战争向信息化战争转变的全球范围的军事革命。

  在海湾战争结束不久，1991年3月22日，美国参议院国际贸易委员会、财政委员会就《美日半导体协议》的执行情况举行听证会。五年前签订的这一协议即将于这一年7月到期，美国和日本需要就如何续签进行新一轮的谈判。

  美国认为，该协议执行五年后，其在芯片市场状况更糟糕了，日本仍然是美国芯片产业的最大威胁。美国在世界芯片市场上的份额继续以每年两个百分点的速度萎缩，至1989年只剩下35%，而日本则占到了52%。美国坚信，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日本芯片市场的封闭。

  当时日本电器产品行销全世界，就像今天的中国一样，变成全球上最大的芯片市场。美国在欧洲芯片市场的份额高达42%，在日本却只有12%。美国认为正是日本企业在国内市场获得的丰厚利润支持了它们在别的市场上的低价倾销。

  IBM和惠普等美国内存大买家却对美国政府提出抗议，认为1986年《美日半导体协议》抬高了内存的进口价格，结果让美国消费者花更多的钱才能买到拥有主流内存的电脑。于是，美国不再对进口的外国内存产品做最低价格限制，但要求日本也要进行同等的市场开放。

  1991年6月，美国和日本政府签订了五年期的新半导体协议，鼓励日本市场购买美国半导体，要求在1992年年底前让美国及其他几个国家的半导体产品在日本市场占有不低于20%的市场份额。

  在海湾战争中参战的高技术武器大量使用日本的电子技术，采用由日本生产的芯片。美国原本就担心在尖端武器上依赖日本的芯片会威胁国家的安全，此时在日本居然还出版了一本由日本著名右翼保守政治人物石原慎太郎和盛田昭夫合著的《日本可以说“不”》。石原慎太郎在书中吹嘘美国在海湾战争中对日本芯片的依赖：“不使用日本的半导体，导弹精度就没办法得到保障。”“假如没有日本的芯片，美国就打不赢这场战争。”该书认为，日本当时的高科技水平已经领先美国五年以上。“不管美苏如何继续扩充军备，只要日本说一声停止出售尖端部件，他们就会陷入一筹莫展的境地。假若日本把半导体卖给苏联而不卖给美国，美苏军事力量对比就会一下子失衡。”他们俩认为，日本人应该大胆向美国说“不”。盛田昭夫在书中的言论相对温和，主要是论述美国对外贸易立场的不平等性和偏见。

  美国的芯片真的落后于日本吗？或许真如石原慎太郎在该书中所言，美国的高科技武器在大量使用日本产的芯片。但数量不等于质量，所有芯片中最核心的微处理器，一直牢牢掌握在英特尔等美国公司手中。

  更可笑的是，日本大胆说“不”，不仅没有让日本人的腰杆硬起来，反而警醒了美国。美国国防部科学委员会在一份关于电子工程的报告上指出：“美国的半导体产业正逐渐丧失大量商业化生产的优势。半导体技术的优势不但直接影响制造业的优势，而且在时时刻刻地向外国转移。

  美国的国防不久就要从海外获得最新技术。这对美国来说，是绝对难以接受的事实。”1990年，美国国防部发布的保持其战略优势的22项关键技术中，“集成电路及其制造工艺技术”名列榜首。1993年，美国政府发布了“国家出口战略”，半导体、计算机、通信等6大产业被列为国家重点出口产业，减少政府对技术领先产业的出口管制，提供贸易融资、贸易咨询服务等措施，以扩大美国企业的产品出口，强化美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美日贸易战永久性地改变了美国对半导体产业自由放任的政策，从此对保护本国的半导体产业采取警惕态度。直至2017年，一份由白宫发布的报告仍然指出：“前沿半导体技术对于国防和军方的强大而言，至关重要。”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美日半导体战争结束后，日本政府对半导体产业的直接支援慢慢地减少，美国政府却在驱动半导体产业的发展中扮演着一个越来越积极的角色。

  日本对美国说“不”的话音刚落，日本芯片产业就盛极而衰，开始一路下坡，美国的芯片产业则再度崛起。日本自以为美国离不开日本的芯片供应，而事实却是日本高度依赖美国企业，特别是英特尔供应的处理器芯片。

  1992年，英特尔销售额为58亿美元，实现了对日本芯片企业的反超，登上全球最大半导体企业的宝座(Dataquest数据)，从此一坐就是二十五年。最让竞争对手恐惧的地方在于，英特尔长年坚持10%以上的研发投入，坚定不移地按照两年一代的节奏追随摩尔定律前进。行业处在衰退周期时，英特尔仍然在大笔投入，这样在行业恢复繁荣时英特尔就能跑得更快。摩尔定律被证明依旧是信息产业的一种强大而有效的竞争策略：如果快于摩尔定律，可能会因为产品过于超前而失败；如果慢于摩尔定律，你会面临一大堆的竞争对手；只要与摩尔定律保持同一速度，企业就能天下无敌。在格鲁夫担任英特尔首席执行官的十年时间里(1987—1996年)，英特尔残酷无情地将所有竞争对手赶尽杀绝，其销售额从19亿美元增长到208亿美元，利润从1亿美元增加到52亿美元，市值从10亿美元上升到1500亿美元，投资者每年的回报率平均达到44%。假如没有格鲁夫，英特尔很可能仅仅是家二流的半导体企业，甚至有可能早已倒闭，是格鲁夫一手将英特尔打造成为超级巨人。

  以英特尔领军的美国半导体产业自1992年起在全球所占的份额重回世界第一，从此一直以占据全球一半左右的体量保持着全球绝对领头羊。美国是全球最大的芯片制造国，自然也是全球最大的半导体设备市场。美国应用材料公司亦从1992年开始直到现在都是全球最大的半导体设备供应商。

  海湾战争也是苏式装备与美式装备的对决，伊军的惨败让世人认识到苏式装备已经极大地落伍。苏式装备的落伍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因芯片技术的落后导致的。以海湾战争中大出风头的精确制导武器为例，苏联导弹的命中率有60米的偏差，美军的偏差仅有15米，而且还在不断地缩小。

  苏联在海湾危机和战争中的表现说明，它作为两极格局中的一极已名存实亡，昔日的超级大国只能听任事态的发展。从某些特定的程度上讲，美国在海湾战争中既是打伊拉克，也是在打苏联。海湾战争暴露了苏联的虚弱，加速了苏联的解体。海湾战争结束后不过五个月，华沙条约组织解散；不过十个月，苏联宣布解体。海湾战争、华约解散和苏联解体这三件大事，居然在1991年短短的一年时间内相继完成。

  谈到苏联的兴衰，就得从冷战说起。二战结束后，东西方之间拉起冷战的铁幕。美国实施援助欧洲的马歇尔计划时就声称，该计划的参加国如果向特定国家出口军事装备、尖端技术和稀有物资之类的禁运物资，美国政府则有权拒绝向该国继续提供援助。1949年，欧洲开始讨论对苏联的贸易管制问题。美国最初想把贸易管制与北约联系起来，将经济话题列入政治和军事安全范畴进行考量，结果遭到欧洲。欧洲国家需要苏联的石油，不愿停止与苏联的贸易，但他们又不敢得罪美国。最终妥协的结果是成立了“对国家出口管制统筹委员会”，总部设在美国驻巴黎大使馆，所以又被称为巴黎统筹委员会(简称巴统)。巴统有17个成员国，包括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14个欧洲国家。被巴统列为禁运对象的除了社会主义国家，还包括一些民族主义国家，总数共约30个。

  通过对西方科技发展的跟踪，苏联在晶体管的发展上落后得并不多。1950年，苏联有多家单位完成了晶体管样品的研制。到1957年，已经有苏联自产的晶体管收音机进入苏联百姓的家庭。可是，当美国开始全力发展芯片的时候，苏联还在焦虑地琢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事情。在核爆试验中，苏联发现芯片在核爆带来的大量电子脉冲前毫无招架之力，被永久性烧毁的可能性很大，而真空管基本不受干扰。在核战争的阴影下，苏联决定在军用电子设备上选择真空管，走真空管小型化的道路。我们大家都知道，军事订单对美国芯片早期发展的支持至关重要，苏联的半导体产业由于缺乏军事订单支持，在起步上就慢了半拍。

  到20世纪80年代，苏联的半导体工业也有了一些成长，进入了大规模集成电路时代，有5家大型工厂生产大规模集成电路和微型计算机，其中微型计算机年产量突破60万台。然而，苏联长期重视军用工业，轻视民用工业，没有消费市场的支持，也就不可能将半导体产业发展到可与西方竞争的水平。

  在冷战时期，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分别以市场和计划作为国民经济的主导。芯片和核武器、航天器等尖端技术不一样，因为核武器和航天器虽然投入巨大，但只是一次性的投入，可以凭借举国之力在极短的时间内达到目的，计划经济反而可能有一定的优势。芯片却是一种必须依靠市场经济才能发展起来的商品。虽然芯片厂的建设及芯片的设计开发成本非常高，但是当分散到大批量生产的通常以百万甚至数亿计的芯片上，每个芯片的成本就变得很之低。这么大数量的芯片只可以通过市场来消化。摩尔定律还决定了芯片产业需要持续进行巨大的投入，因为落后制程的芯片价格跌得很快，一旦停止或减少投入，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在竞争中必然落败而且前功尽弃。所以，芯片产业一定要能实现自我良性循环，即通过芯片产品在市场上的销售来产生经济效益，从而支持新一代芯片技术的研发和资本开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在芯片产业上做数十年的巨大投入而不追求利润回报。所以，只有市场经济才能支持得了芯片的发展，计划经济注定与芯片无缘。

  要让芯片的性能按照摩尔定律的路径演进，需要全球半导体产业界的分工合作与共同努力。摩尔定律决定了半导体技术落后的国家是无法依靠自主研发来追上技术领先的国家的。因为芯片技术是以指数级的速度在进步，技术落后的国家只搞自主研发，不仅荒度时间和金钱，而且差距会慢慢的大。所以，从引进、消化吸收到自主创新，是半导体技术后发者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必由之路。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半导体产业都是这么发展起来的。在冷战时期，因为西方的技术封锁，社会主义国家全都被排斥到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之外，无法分享到芯片技术进步的成果。苏联根本就没有可能跟上摩尔定律发展的节奏，它的半导体技术注定会以极快的速度越来越落后于美国。

  芯片每隔几年就要更新换代一次，新一代芯片的性能都将翻倍增长。强大能量的芯片就像一个超级发动机，改变了很多产业的面貌。一旦缺乏先进芯片的支持，很多国民经济门类的发展速度都要变缓。以电子工业为例，芯片被称作是所有电子整机设备的心脏。正如心脏的强弱决定了一个人是否健壮一样，芯片也决定着一个国家电子工业的发达程度，而电子工业的发达与否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的发达程度。

  芯片技术还通过与其他学科的密切结合而催生新的产业，驱动经济增长。最典型的例子是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崛起的微机电系统技术。微机电系统将电子系统和外部世界联系起来，可以感受运动、光、声、热、磁等自然界的外部信号，把这些信号转换成电子系统可以认识和控制的电信号。微机电系统在电子、医学、工业、汽车、军事和航空航天等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

  芯片被誉为“工业的粮食”。到了1990年，仅这个“粮食”本身就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年产值达1000亿美元的大产业，可想而知受芯片哺育的所有行业的新增产值规模有多么巨大。苏联在半导体产业上的落后，使得它缺乏芯片这一“经济的倍增器”，导致国力与美国的差距慢慢的变大，在与美国的竞争中越来越吃力，直到整个国民经济都在与美国的全球争霸中被拖垮。

  从生产力的角度出发，人类社会到目前为止可以划分成三个阶段：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半导体产业是信息社会的基础产业，软件、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等信息产业都必须建立在半导体产业的基础之上。芯片是进入信息社会的钥匙。无法获得足够数量的先进芯片，使得苏联的信息产业相当不发达。芯片问世仅仅三十来年的时间，西方的科技和经济发展日新月异，早已进入信息社会，苏联的国民经济基本上还停留在工业社会的水准，与西方国家有着代际的差距。

  战略科学家江上舟在生命的最后十几年都在极力推动中国芯片产业的发展，他在研究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时曾感慨：“美苏技术竞赛，苏联失败，致命之处不是因为在粮农、畜牧、轻纺、采掘、冶炼、交通、能源、机电、化工、医药甚至航海、航空、航天等非高速发展产业领域缺乏高级尖端技术。苏联失败，致命之处，乃是输在成长轨迹遵循摩尔定律日新月异飞行跳跃的半导体微电子产业领域；苏联高速发展之信息产业步履蹒跚、日趋滞后。”吴军博士也认为：“俄罗斯和东欧，以及中东地区今天相对落后的根本原因，就是错过了这半个世纪以来围绕着半导体集成电路的信息革命。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之前，根本就没有半导体产业，甚至很少使用集成电路。”

  苏联的经济基本上靠石油支撑。20世纪七八十年代是苏联石油工业大发展的时期，西伯利亚一系列大型油田陆续被开发，苏联石油产量节节上升，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产油国，最高年产量为6.2亿吨，创造了石油产量最高的国家的世界纪录。受益于两次石油危机带来的石油价格大涨，苏联获得了大量的外汇收入，其经济发展的种种问题都被掩盖。一旦石油价格跌落，苏联的经济就发展不下去了。比较一下，大力发展半导体产业的东亚经济体普遍贫油，正是因为自然资源的缺乏才迫使它们努力发展半导体等知识密集型产业。

  苏联错过了芯片革命，也就错过了计算机革命，错过了互联网革命，更不要说错过移动互联网革命——到移动互联网革命的时候，已经没有苏联了。继承苏联主要遗产的俄罗斯，其黑客的能力很强，也拥有世界第一流的数学家，但是信息产业的基础一直都非常薄弱，电子工业和芯片技术仍然大大落后于世界领先水平，所产芯片占全球市场的份额可以忽略不计，其99%的电子器件和芯片，包括军用电子和航天电子产品，都必须依靠进口。从2014年起，俄罗斯无法从美国等国进口军用级电子零部件，俄罗斯的导弹和航天企业开始转而向中国寻求航天电子器件的替代进口。而2015年，中国最重要的北斗导航卫星已实现98%的部件国产化率，关键器件全部实现国产。

  当然，在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之际，中国大陆的半导体产业还相当落后，比苏联好不了多少。

  中国看到，现代战争已发展到信息化战争阶段，以芯片为基础的电子战和信息战对战争的进程起着决定性作用。美国军方早在1987年就开始耗巨资研制带有病毒的芯片。海湾战争中，伊拉克军队从法国购买的打印机中就被安装了这种病毒芯片。美军在空袭巴格达之前，将芯片上隐蔽的病毒遥控激活，结果病毒通过打印机侵入伊拉克军事指挥中心的主计算机系统，导致伊军指挥系统失灵，整个防空系统随即瘫痪，完全陷入了被动挨打的境地。如今在军舰、战车、飞机、导弹等现代化武器中，以芯片为核心的电子装备越来越多。过去几次战争的经验显示，如果电子设备失效，武器将变成一堆废铜烂铁。因此，谁拥有了先进的芯片，谁就能掌握战场的主动权。像芯片这种事关国防安全的关键技术，必须掌握在自己国家的手中。假设美国在和平时期将含有病毒的芯片作为普通商品售往他国要害部门，一旦战时需要，可以随时远程激活病毒，使敌方的指挥系统和武器系统失灵或者瘫痪。如果一个国家的芯片完全依赖进口，在未来的战场上就有可能遭受重大的损失。

  中国半导体产业的落后，是有历史原因的。新中国一成立，美国就对中国实行新的出口管制制度。朝鲜战争期间，巴统专门针对中国设立了一个“中国委员会”，执行对中国的禁运。巴统对中国贸易开列了一个特别禁单，该禁单所包括的项目比苏联和东欧国家所适用的国际禁单项目多500余种。

  由于巴统的技术禁运，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只能依靠苏联的援建和一批从国外归来的科学家来发展半导体产业。这些人有王守武、黄昆、谢希德、夏培肃、汤定元、黄敞和林兰英等，他们为新中国的半导体产业打下了第一根桩。1965年，中国研制成功第一块芯片，仅比美国晚七年，与日本同步，比韩国早了十年。新生的中国半导体产业保障了“两弹一星”等一批重大军事项目的电子和计算配套。可是，在冷战的时代背景下，东西方隔绝，中国半导体产业无法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与西方的差距慢慢的变大。

  在那个年代，中国各省市纷纷兴建电子厂，自力更生研发芯片项目。甚至有报纸将老太太在弄堂里拉扩散炉搞半导体作为宣传典型。这种全民狂热局面引起了一个人的警觉。江南无线电厂厂长王洪金是一位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的老革命，在部队里学习过无线电通信技术。他想到，市场就那么大，全国的电子厂一哄而上肯定要打架。经过深思熟虑后，他决定放弃炙手可热的集成电路生产，改为主攻分立器件。这一次转型，也让江南无线电厂成为分立器件的龙头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站稳了脚跟。这为江南无线电厂日后多次承担国家半导体项目奠定了基础。

  王守武是中国半导体科学技术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之一。1950年，王守武放弃美国普渡大学的教职归国。受朝鲜战争爆发影响，杜鲁门当局百般阻挠中国留学生回国，王守武只得以回乡探望年事已高的寡母为由，通过印度驻美使馆协助，经香港曲线年，王守武领导研制出中国第一批锗合金高频晶体管，并创建了中国最早的晶体管工厂——中科院109厂。1960年，他筹建了中科院半导体研究所。中日邦交正常化后，王守武组织半导体专家赴日考察。这一看，发现差距不小，日本已经批量生产CMOS芯片，部分企业开始采用3英寸晶圆生产线。

  这次考察还有一项意外的收获。当时正逢世界石油危机、欧美经济衰退，日电表示愿意将全套先进的3英寸晶圆生产线转让给中国，报价仅几千万美元。如果引进这条生产线，中国大陆可比中国台湾早两年、比韩国早四年应用3英寸线批量生产COMS芯片。而且中美关系刚刚解冻，美国正在和中国套近乎以联手对阵苏联，进口这批设备并无政治障碍。

  王守武回国后，向时任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的钱学森汇报情况，钱学森却表示有心无力。一来国家没有钱，二来“”正在批判“洋奴主义”。钱学森晚年感慨：“60年代我们全力投入两弹一星，我们得到很多。70年代我们没有搞半导体，我们为此失去很多。”

  1977年，邀请30位科技界的代表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座谈会，王守武说：“全国共有600多家半导体生产工厂，它们一年生产的集成电路总量，只等于日本一家2000人的工厂月产量的十分之一。”对王守武说：“你们一定要把大规模集成电路搞上去，一年行吗？”当时的国家领导低估了发展半导体产业的难度。

  直至20世纪80年代初，3英寸晶圆厂已经落后并逐渐被淘汰，中国大陆才蜂拥从国外引进了几十条被淘汰的3英寸晶圆生产线，这已经要比中国台湾和韩国晚两三年了。设备安装调试完毕后才发现，许多生产技术问题和软件设计问题均无法解决，中国的半导体相关人才水平实在是太弱，根本无法吃透引进来的技术，结果多数设备未发挥作用就淡出市场，成了废铁。江南无线电厂是这轮造芯热中唯一的成功者，1985年它开始批量生产64K内存，只比韩国晚一年。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为了整治以往半导体产业一放就“散、乱、差”的问题，中国制定了“531战略”，即“普及5微米技术，研发3微米技术，攻关1微米技术”，集中资源，对芯片产业发起第三轮冲击，于是诞生了无锡华晶(原江南无线电厂)、首钢NEC、上海贝岭和上海飞利浦等4个规模相对较大的半导体企业。由于此轮冲击主要依靠与外资的合作，在设备引进的同时还注重技术、软件和管理，并依赖外方解决销路问题，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上海贝岭微电子制造有限公司，由上海市仪表局和上海贝尔公司合资，主要业务是为上海贝尔提供专用于固定电话通信业务的芯片，所以有较好的经济效益。上海贝岭建成中国大陆的第一条4英寸晶圆线年。

  中国得以顺利实施“531战略”的背景，是巴统对中国的技术出口限制在不断放宽。然而，到了1989年，欧共体首脑会议做出新的决定，禁止对华军售，巴统也随即终止对华尖端技术产品的出口。

  海湾战争结束后，中国再度对芯片重视了起来。1992年2月10日，来到上海贝岭视察，在显微镜下仔细地看贝岭的芯片，他说：“像好多层的楼房。”贝岭公司总经理陆德纯指着一台大束流离子注入机说，这是集成电路生产的关键设备之一，就是通过合资才首次从国外引进的。沉思了一会儿，意味深长地指着离子注入机问大家：“你们说这台设备姓‘社’还是姓‘资’？对外开放就是要引进先进技术为我所用，这台设备现在姓‘社’不姓‘资’。”

  中国重整旗鼓，实施了华晶“908工程”以及现有几个半导体合资企业的技术升级，并且在浙江绍兴引进了一条微米级半导体生产线。此轮冲击，其他项目均告成功，但在西方技术限制下，唯独政府投入最多、走自主道路的“908工程”反而步履维艰。“908工程”于1990年8月在的直接关心下确定，原计划投资20多亿元，从美国朗讯引进技术，在无锡华晶建成一条6英寸晶圆，0.8微米~1.2微米制程的芯片生产线万片晶圆。经过漫长的行政审批、技术引进和建厂施工，华晶项目用了七年多时间才得以投产。在这段时间里，国外已沿着摩尔定律的路径实现了好几代的进步，达到了0.18微米制程，造成华晶项目一投产即落后，月产量也仅有800片，亏损相当严重。

  到了1994年，中国大陆已经形成了由5家芯片生产骨干企业、10余家专业配套厂和20余家设计开发单位组成的半导体产业布局。和世界领先水平相比，中国大陆的差距十分明显。首先是产业规模十分弱小，芯片产量4.6亿块，销售额35亿元，分别只占世界市场份额的0.3%和0.2%。其次是生产水平仍然停留在4英寸至5英寸晶圆、2微米至3微米工艺的技术档次，落后美国、日本等国十五年左右的时间。比如华晶到1993年才生产出第一块256K内存，与韩国的差距拉大到了七年。而且，中国大陆的半导体企业严重依赖外方的技术，也远未形成半导体产业链。中国大陆85%以上的芯片依赖进口(到2020年仍是这一比例)，形成许多电子科技类产品产量巨大，利润却很微薄的局面。中国电子工业有永远沦为“组装业”的危险。

  半导体产业已经成为促进国家经济发展和保障国家安全的基础性和战略性产业，其发展规模和技术水平慢慢的变成了衡量一个国家总实力的重要标志。假如没有自己的强大的半导体产业，中国将不仅仅失去争夺未来庞大信息产业市场的主动权，而且会危及国家经济发展和政治主权。

  而韩国和中国台湾受益于全球半导体产业的国际分工合作，其经济发展蒸蒸日上，被视为全球新经济体发展的成功典范。但谁也没想到，这背后潜伏着危机，一场大规模的亚洲金融风暴即将来临！

  作者介绍 余盛，战略咨询专家及财经作家，先后就职于中兴通讯、益海嘉里等多家世界500强企业，致力于AI在财务领域的应用，著有《芯片战争》、《手机战争》等。